高群书 红星新闻记者 唐文祺摄
红星新闻记者丨李毅达 范宁静
编辑丨郭庄
高群书的工作室里摆满了这些年收集来的历史资料。
有当年拍摄电影《东京审判》时留下的胶片底片，有打磨剧本时研读过的一整套《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和《日本侵华图志》，还有他当年自费为抗战老兵出版的回忆录。
毕业于新闻专业的高群书，曾经以一个“野路子”的姿态闯入电影行业，拍惯了警匪电视剧的他接到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就是《东京审判》。
原本是别人找他做导演，但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他对这一抗战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没有被公众所熟知而感到不平，“别人的事就成了他自己的事”。后来，他举债拍完了这部电影，把这段历史推向了观众。
高群书对一手资料情有独钟。他喜欢读回忆录和口述历史，也经常在微博上转发一些史料，这来源于他读书时在新闻系所受的训练——真实，是他作品中更重视的要素。或许也是因此，他对记录历史和打捞历史充满了兴趣。
有时，高群书会在看人物传记和史料时觉得痛惜，因为很多在他看来值得被关注和记住的历史，没有太多人理会。他认为，作为导演，作为电影人有责任去打捞这些真正值得被看到和记忆的历史。
“对我来说，用电影拍一段历史和一些人，它就是永恒的。”
——1——
1：1还原法庭和演员造型
法庭上的每一句话都有出处
高群书的工作室至今还留着一套《东京审判》的胶片底片，这是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近20年过去了，《东京审判》成为了经典，至今仍然是国内为数不多呈现这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的影视作品。人们通过这部影片了解那一场持续两年多的审判。
电影《东京审判》海报
为了把这段历史搬上大银幕，高群书做了很多努力，也克服了很多困难。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是一段值得被公众记住的历史。
“（这段历史）70年没（什么人）动过的，没什么人知道，在东京审判上我们起到这么大作用。”
拍《东京审判》时，剧组有两条原则，第一，（电影内容中的）法律条文和庭审流程要符合国际法，经得起质疑和推敲；第二，法庭上的所有台词必须要有出处，不能是导演或者编剧自己编造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电影中历史的真实性。因此，高群书和剧组人员做了大量的历史考据和调查的工作。
前期准备时，受困于相关历史资料的匮乏，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搜寻资料，跑了很多图书馆，收获都不大。直到高群书的助理，从母校图书馆复印来一本东京审判百名记者法庭实录，书里记载了两年多以来每一次开庭的内容，这让电影中法庭的台词有了出处。
此外，他们还根据历史照片，1：1还原了远东军事法庭的原貌以及每个出场演员的造型，包括找日本演员来扮演战犯。这也是因为高群书想更忠实地还原那段历史，更是对那段历史负责任。
困难不仅是资料的匮乏，突然的资金短缺和随之而来各方的讨债，以及各种意外事件的发生，让高群书有些不知所措。那段时间，为了坚持下去，他生平第一次找别人借钱，最后用自己的电视剧版权做抵押，借来了500万元，把电影拍完。
幸好，电影最后上映了，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还拿了一些奖项。直到现在，很多学校仍然会给学生放映这部电影，视频网站上也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评论更新。人们记住了这部电影，也记住了这段历史。
——2——
“如果没有梅汝璈，
当时这些战犯可能就真的上不了绞刑架”
对高群书来说，东京审判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极为重大，不仅因为这是他电影事业的开端，更因为这场审判本身对抗战，或者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在心的。
公开资料记载，东京审判是1946年5月，由美国、中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二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展开的一场审判，这些战犯包括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圆贤二等等。
高群书工作室书架上摆着的历史资料
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璈为法官，这也是电影《东京审判》中的主角。在高群书眼中，正是梅汝璈的坚持和据理力争，让正义得到了伸张。“如果没有梅汝璈去坚持，那当时这些战犯可能就真的上不了绞刑架。”
高群书介绍，在当时的庭审中，部分国家的法官不赞成对日军战犯判处死刑，以流放孤岛的形式代替，甚至还有法官主张这些战犯无罪。但梅汝璈在庭审中据理力争，坚持判处甲级战犯死刑。
这之外，座次排名让初到法庭的梅汝璈曾愤然离场，审判长将中国的座位排在了英国之后，这让梅汝璈无法接受。据媒体报道，梅汝璈故居讲解员梅庭军在讲解中说：“面对不合理的座位安排，梅汝璈提出，此次庭审是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再者，如果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也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最终，在梅汝璈的坚持下，法庭以投票6比5的微弱优势，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日本甲级战犯判处绞刑。
这在高群书看来，这是梅汝璈自觉的民族气节。“他不是一个人，他也不是仅仅代表政府，而是代表了多少的亡灵。我拍这些电影，就是为了让这些人不要被忘记。”
——3——
全民抗战中
不能忘记每一个付出热血的老百姓
今年9月初，导演高群书反映东北抗联的作品《生还》将登陆院线与观众们见面。他自己形容，拍这部电影和当年拍《东京审判》有些相似，也是“被动进入”，最后“成了自己的事”。
高群书决定，把镜头对准一个几乎没人关注过的“边缘”群体：抗联中的被服厂女兵以及留守团。在他看来，在抗战中，这些人是应该被保护的对象。他们并不是年富力强的战士，但仍然卷入了战争，每天都要面对敌人的侵扰，担惊受怕，但又鼓起勇气去反抗。
这个切入点，决定了这部电影和以往大多数反映抗日战争的电影作品的区别：从一个宏大的叙事策略转变成相对微观的视角，从相对边缘化的人群出发，呈现战争的残酷，和在那场战争下人的真实处境。
高群书说，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认为有些英雄是无名的，但也是值得歌颂的。影片通过一个人的视角，带出来一群人。这是一群应该被保护的人，同时也是当下公众并不熟悉的人。
“现在已经有很多影视作品来表现抗战主力了，但抗战是全民的，不能忘记每一个在抗战中付出热血的老百姓，他们也是每天面对枪林弹雨和生死的。”
得益于过往新闻专业的学习经历，高群书格外重视他作品的真实性，特别是在历史、抗战题材的电影作品中。一方面，他会很警惕电影中可能存在的与史实不符合的风险；另一方面，他也想了各种办法来用纪实的手法拍摄这部电影。
在拍摄《生还》前，他把抗联的历史研究了很多遍，李敏的《回忆录》上下两册里划满了线。高群书还组织给演员们做了一个多月的培训，军事训练、体能训练，更重要的是资料和思想上的培训。他给演员们讲抗联的知识，放抗联的纪录片，让他们学习抗联时的歌曲，让演员们真正了解、熟悉那段历史，从精神上做好准备。
电影《生还》海报
高群书坚持实景拍摄，在东三省各地取景实拍，条件十分艰苦，但是想想抗联时，那些人比现在还要艰苦，没有一个演员叫苦叫累。“条件太艰苦了，实景拍，有很多夜戏，零下20多度，齐膝深的雪，演员要背着机枪跑。后面都不像是演的了，都是真的——情绪都是真实的。”
——4——
“让现在的人记住，
怎样才能不再发生历史上的惨剧”
无论是《东京审判》还是即将上映的《生还》，作为导演，高群书说他很大程度上把名利放在了一旁，并不单单是为了赚钱或者成名。用电影把一段历史或一个群体记录下来，这个层面上的意义，似乎更合他的胃口。
在高群书看来，作为导演，他有责任去打捞一些值得被看到，但却即将被淹没在时间长河中的无名者，给后代们留存下他们的故事和精神。“我不是在塑造英雄或者塑造口号，我就是在记录历史，可以通过电影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对我来说，能把这件事做完，就行了。”
高群书 红星新闻记者 唐文祺摄
在当下，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还在坚持打捞历史的人，以及那些真正忠于历史，忠于事件和人物的作品，似乎成了稀缺品。现在的作品，似乎更多考虑的是把人和历史作为材料，然后怎么把“菜”卖得更好。“这不能说错，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方法问题。”高群书说。
同时，高群书也很清醒，知道作为导演所进行的创作与历史学家不同，为了戏剧冲突，电影作品一定会作出一些内容上的选择，这种选择决定了作品不可能完全是历史本身。
但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相比，文艺作品无疑更能够打通与观众之间的壁垒，这是一种更能让普通人接受的形式。高群书认为，作为电影人，要做的就是怎么引导观众去承认并接受你的真实，帮他们开拓新的教育和体验，但前提是，要有良心。
“做这个事情（拍电影）的时候要对得起未来，对得起下一代，因为很多人把电影当成真实的故事来看，不能对（观众）有一些不好或者扭曲的引导。”记录历史，勿忘历史。在高群书看来，是要让现在的人记住，怎样才能不再发生历史上的惨剧。
但高群书身上也有种紧迫感，他觉得《生还》拍晚了，亲历过东北抗联那段历史的人们基本都已经故去。前些年，他认识的一位抗战老兵写了回忆录，他看了以后很感动，自己出钱印了很多本，至今还摆在工作室的书架上。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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